1982年9月中旬，我国首枚潜射导弹的发射即将进行。关键时刻，国防科工委司令部收到一份紧急报告：基地附近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无线电信号，多次干扰遥测系统，致使导弹遥测无法进行。海军试验基地请求国防科工委，尽快派人到现场调查。

报告一出，立刻震动四方。

国防科工委、海军和七机部对此事都非常重视，连国防部部长张爱萍也亲自过问。那么，一个小小的无线电信号为什么能引发如此轩然大波？这是因为它干扰的是“遥测系统”。

遥测系统的作用，是把导弹上的各种飞行参数用无线电发射机传回地面。这些来之不易的数据会用来鉴定、改进导弹的性能，还是故障分析的重要依据。

如果遥测数据被干扰导致数据无法传回，那么导弹试验也失去了意义，所以此事非同小可。

很快，相关部门就开始运作起来。

9月27日上午，国防科工委召开“干扰问题研究会”，除了科工委相关部门参会，还请来了总参作战部、通信部、三部的同志共同会商。

经过慎重考虑，会议决定：总参某部立即派出侦测人员和设备，赶赴导弹试验现场，尽快搜索定位干扰源。侦测小组共12人，由总参某部通信科副科长刘修身带队，次日即乘机飞往大连。

侦测小组抵达位于旅顺的基地后，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，他们只用一天就做好了开设侦测站的全部准备。1982年10月2日，侦测站建成工作，此时距导弹预定发射时间，仅剩10天。

试验基地的工作人员向侦测小组介绍了干扰信号的特征：这个信号强度较大，干扰时间无规律。一旦出现就会每隔4.5秒重复一次，这时遥测信号就会被完全覆盖，根本无法工作。

了解情况后，侦测组立即启动侦听作业。但奇怪的是，自从侦测组抵达基地，神秘信号就再没有出现过。

虽然侦测小组进行了持续48小时的不间断侦听，共发现20个不明无线电信号，但经查证，都不是干扰源。

与此同时，另一路人员对旅大地区附近的所有无线电台、雷达等相关单位都进行了实地调查，并且对这些设备一一开机验证，但一无所获。

眼看预定的发射时间越来越近，所有人都焦急万分。科工委七局副局长袁林祥和导弹任务测控总师沈荣俊，亲自出面召集技术人员开会分析，但仍然毫无头绪。

在日益紧张的气氛中，侦测小组终于等来一次机会。

10月4日上午8:00，实验基地将进行最后一次全区合练。同志们分析，干扰信号很可能会在合练期间再次出现，要格外警惕。

合练当天，侦测小组集结了六七个人在侦测机旁，头戴耳机、严阵以待。

合练开始后，值机的同志聚精会神地转动着频率旋钮，警惕地搜索着空中每一个无线电信号。突然，耳机中出现了一个声音很大的信号，频率特点与干扰信号完全一致。

“就是他！”值班员大叫一声。侦测小组马上把抓到的信号和遥测机房做了核对，确定这就是曾经出现过多次的那个干扰源。

总参侦测分队的成员，个个都是无线电通信专家，很了解各类无线电信号。他们判断，这个干扰信号属于无线电射频干扰，但不像是机要电台，更不是雷达，似乎是某个导航台。

但整个地区的导航台他们早已挨个查证并一一排除，因此小组开始怀疑，这是周边国外电台的信号。

但这个推测又很快被否定，因为基地距国境线至少有百公里以上，境外信号经过长距离传输后一定很微弱，可现在的信号音量却很强，这说明信号不在境外，就在附近。

此时，干扰信号始终以每隔4.5秒重复一次的规律在持续发信，侦测小组抓住机会，立即发动侦测车进行跟踪测搜。

沿着干扰信号引导的方向，侦测车很快停在距离指挥所很近的基地气象台旁边。在这里，干扰信号的强度更大，这表明信号很可能来自气象台内的某个地方。

测搜人员进入气象台搜索，没过多久就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了这名神秘的“空中敌人”：房间里几个气象工作人员，正在调试一台小型发射机，功率只有2瓦。这部给高空探测气球用的发射机，就是干扰导弹遥测信号的“罪魁祸首”。

看到眼前景象，带队的科工委司令部通信处处长陈守良忍不住发了脾气，当场收缴了这个“小”发射机，一场震动各方的“干扰案”就此侦破。谁也没想到，搜索了半天的“敌人”，竟然来自海军实验基地内部气象台，简直让人哭笑不得。

事后总结，导致这起事故的深层原因，是因为一些单位麻痹大意、无线电安全使用意识差，没有严格按《无线电频率使用管理规定》工作，才在重大国防工程的关键时刻，造成一次责任事故。

干扰排除后第三天，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马捷、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，在试验指挥部的一个会议室里接见了总参侦测组全体同志，并对他们进行了表扬：“为发射清除了重了大隐患，为实验扫除了重大障碍。”

1982年10月12日，我国第一枚潜射导弹发射成功，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水下战略导弹发射能力的国家。但鲜为人知的是，有一支无线电侦测小分队，也为这次发射做出了重要贡献。